德基：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

石河子市时间:2025-04-05 06:18:52

德基：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

诸多实践证明，违背习惯等社会规范的法律实施容易增加执法成本，加剧实施中的主体冲突，减损实施效果的可接受性，难以发挥提升法治共识的作用，甚至引发诸多负面问题。

对于大量的非标准化数据信息，看起来令人兴奋，但是真正进行数据的量化科学分析时，到处都是断头路。这也意味着，一方面，无论是I到VI这个论证循环，还是i到vi这个循环，都可以是自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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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前小众的趣味很可能演变成今后的大众潮流，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在这个意义上讲，也不一定是问题。然而，没有细致的加工工艺，食材难以成佳肴。其一，裁判文书中记载的当事人、审级、裁判法院、审判程序、案件事实、证据类型、裁判结果、结案时间等信息虽然相对标准化，但是这些标准化信息实际上是案件的整个司法过程中行为和结果信息的一部分(甚至是少部分)，许多可以也应当标准化的信息并没有被文字记载或者记载在没有公开的案卷资料里，因此被非标准化。所以，前文提到的选题、理论、证据和结论等方面的技术问题，值得认真对待。当然，研究方法与技术未必是通往真理和思想的充分条件，统计也会撒谎。

[19]法律实证研究中发生的要素缺失、理论与经验之间的没有转换或者转换不当、要素之间没有衔接或者衔接不当，就是违背了实证研究的正当程序。在法律实证研究领域，和其他大部分的领域一样，中国的问题更接近美国早先年的问题——也就是爱泼斯坦和金所提到的那些问题，有些问题更加明显，有些甚至显得更加幼稚。这些问题至今还遍布在美国的法律实证研究作品中——尤其是学生编辑的法律评论中。

[46]陈若英认为：就客观性而言，同一研究者既搜集转换数据，又通过拷问数据来测试自己的假设，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面临较大的道德风险。我自己的真实感受是这样的：如果之前有人做过实证研究，并提出了有意思的选题，那么跟踪研究在操作上是比较顺手的，而开拓性研究则面临如何提问、如果收集数据、如何创建统计模型的困境。这个选题的意义在于，在中国关于司法改革的讨论中，审判委员会或者检察委员会有点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即便是裁判文书网上海量的文书数据，也是充满了大量的bug。

首先将对实证研究的要素和路径进行归纳，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所有法律实证研究潜存的几类问题。但也在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意识到，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有它的弊端：有些弊端是根本性的，有些弊端是操作不当而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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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实证研究作品对判决书采集的过程描述得非常模糊——有时候甚至像在保护商业密秘。某种意义上讲，裁判文书上网的真实标准，至今还是个一个谜。[49]再如，就利用官方统计数据进行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证研究中，范愉认为存在统计数据不准确、统计范围有限、统计分类不够科学等问题。事实上，法学界里的很多实证研究者，也是打一枪换一炮，对自己的前期研究也很少做跟踪研究。

白建军：《少一点我认为，多一点我发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第25～33页。本文提供一个反思实证研究的内部人视角，正是出于如此初衷。另一个极端是，理论故事太玄乎，没有经验发现的支撑。文章又进一步指出这个问题既需要法教义学研究的努力，也需要实证研究的努力——并且，即便是实证研究，也包含了对民间借贷相关的大量事实话题，而本文只能研究法官是如何认定利息的，如何计算四倍基准利率这个非常具体的司法实践的经验事实。

[59]针对当前中国法律实证研究的问题，我之前也提过一个类似的建议，那就是共同努力建设一个开放的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学术共同体。此类文章，通常被称为学术评论，如果写得好，也非常有价值，尤其是对于想了解这个领域研究进展的读者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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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蔡勒把统计中的硬伤(objective errors)定义为方法论学者会一致认为是错误的不当用法。在技术操作层面，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大约是一代学人成长的10年左右时间里，中国的法律实证研究在操作层面，应当走向科学化。

再次，理论阐释太过于有野心，离研究的事实发现之间距离太远，甚至没有关系。在2004年，《斯坦福法律评论》曾经发表美国学者Richard H. Sander的一篇关于平权运动(affirmative action)对于美国法学院招生的影响。在应用裁判文书做量化研究中，如果数据采集的过程是科学、清晰和透明的，那么原则上，我们可以照葫芦画瓢，通过同样的方式来找到同样的判决书，摘取同样的变量，对变量进行同样的定义，做同样的统计分析。[12]在本文中，站在一个内部人的立场，我继续推进这种技术讨论，着重在操作层面对当前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归纳、反思，希冀得到学界的共鸣，并认真对待之。没有理论介入的实证研究，是干巴巴的事实报告，通常会被纳入调查报告或者田野报告的范畴，而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然后，结合问题类型，本文将分别从研究选题、理论应用、数据收集和统计操作的角度对法律实证研究存在的问题进行更加具体的剖析。

[58] 毫无疑问，与美国同行相比，中国问题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否则，理论对话就会是关公战秦琼。

而在另一方面，某两个理论要素之间的论证衔接，通常又依赖于相对应的另外两个经验要素之间的论证衔接。在文献综述中，通常也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前人研究对论题的理论见解，另一个层次则是基于这些已有见解所形成的可以在经验上证明或者证伪的命题假设。

在极端情况下，一部分研究时间跨度较长的研究中，实证研究者自己前后采取样本数据的标准不一，导致数据收集的过程非常不具有可重复性。所以，关于审委会的实证研究，给广大读者打开了一个知识的黑箱子。

反之，单个要素的残缺，得视情况而定。在大部分时候，模型中为什么放了A变量，而没有B变量，往往是供给导向的，而不是需求导向的。[11]当然，在中国法学界，从事法律实证研究的学者对实证研究进行自我批评和反思，早已开始。有些研究发现有积极影响，有些没有发现，但都没有说出为什么。

陈若英生动地说，实证研究看数据吃饭。[25]法律实证研究通常不存在论题的整体缺失，否则基本上没有办法开展研究。

比如，苏力认为，无需关心实证研究的概念、定义和要件，甚至方法之类的话题，这并不重要。由于实证研究存在两个论证循环，所以前文提到的四大要素，实际上变成了四对要素，即抽象论题/经验问题、理论文献/假设命题、全样证据/抽样证据、理论结论/经验发现。

做过数据分析的人都知道这种痛苦，正所谓谁用谁知道。[25]《法学》编辑部曾经专门就法律实证研究的问题意识组织了一组笔谈，聚焦如何优化当前中国法律实证研究的问题意识(参见《法学》2013年第4期组织的主题为强化问题意识，推进法律实证的系列笔谈文章)。

这种随意显现的是研究者对变量操作化过程的轻视。比如，左卫民[33]、王伦刚和刘思达[34]徐向华课题组[35]等对审判委员会的实证研究就非常有意思，对于当下的司法改革也非常有意义。[24]同上，顾培东文，第47页。这个问题和前面的是一脉相承的。

[60]参见前注[1]，程金华文，第60～78页。研究要素没有在理论世界和经验世界进行合理的转换，是许多法律实证研究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换句话说，文献和证据这两大要素不能有效衔接上。另一层含义是，在主观上，研究者在采用抽样数据时，样本的信度和效度不高，因此在全样证据和抽样证据之间的转换中存在严重问题。

目前看来，法律实证研究存在普遍性的数据不足与统计操作的随意性问题。徐昕：《司法的实证研究：误区、方法与技术》，《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57～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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